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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7点，北京协和医院东单院区，90后陪诊师李萌正一手攥着病历袋，一手扶着一名20多岁的女患者。报到、抽血、做CT、问诊、取药，一整套流程走完，患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幸亏今天有你陪着我。”

　　1月13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指出，陪诊师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新职业之一。

　　陪诊服务正从零散的个体需求，快速演变成一个成规模的服务行业。与此同时，培训、发证、平台派单等配套市场也在加速成型。不少人认为，2026年，或许正是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乃至正式职业化的关键一年。

　　95后的王芬，经常给母亲在网上下单“陪诊”服务。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她，工作日请假并不容易。而老人患有慢性病，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复诊。有时只是取个报告、调整药量，有时又要补做检查。虽说看起来不算“大病”，但只要进了医院，半天时间不够用。

　　“不是说老人看不成病，是有时候医院流程比较多。”王芬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母亲可以自己坐公交到医院，但不会在手机上挂号，也总记不清在哪层做检查、缴费后是否还要签到、报告出来了该去哪儿取。“以前都是我请假陪她，一上午下来，自己也筋疲力尽。后来朋友帮忙介绍了陪诊师，至少能替我把流程捋顺。”

　　1989年出生的小秦，正处在人生最忙碌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次孩子生病，她请了陪诊师，也解锁了“陪诊服务”初体验。

　　多名陪诊从业者告诉北青报记者，老人、独居者、异地来京就医者，是他们最常见的三类客户。此外，年轻人的陪诊需求也在增加——需要做胃肠镜、门诊手术、孕检、化疗、复诊的患者，或家属不在身边、情绪较为焦虑的人，也会下单找陪诊。

　　“陪人去医院”这件默认由家属承担的事，正在变成越来越多年轻人可以网上下单的“产品”。

　　“很多人以为陪诊就是扶着老人去看病，其实不是。”在北京从业两年多的陪诊师李萌说，真正花时间的，是一整套“就医事务支持”——提前和家属沟通病史，帮助理清就诊顺序，到院后签到、缴费、取号、带路、查报告、陪检查、记录医嘱，必要时还要把医生的安排和注意事项用家属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复述清楚。

　　预约挂号、线上缴费、电子报告、医保码、院内导航……这些原本旨在提高效率的系统，对年轻人而言更加方便，但对一部分老人却成了新的门槛。虽然不少医院保留了人工窗口和线下渠道，但在高峰时段，一些医院的就医流程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依然充满了“挑战”。

　　有医院门诊导医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老年患者最常卡在几个环节：不会使用手机调取预约记录和医保码，弄不清检查前后顺序，不知道报告何时出、去哪儿取，也听不明白医生关于复诊、转诊、补检查的安排。“有些家属不是不想陪，而是真的请不出假。这个空白就被市场看到了。”

　　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到了大型医院就医，面对科室分散、检查项目繁多、排队信息变化快等情况，一次门诊对不熟悉流程的人而言，都可能会手足无措。

　　当“陪人去医院”成为一种被反复购买的服务时，它不仅意味着一门生意，也说明越来越多人在就医过程中，需要一个比“自己”更稳、比“家人”更及时、比“系统”更具体的支点。

　　“让我妹妹休息一会儿，我在门口等着她，有需要随时叫我就好。”2月9日，陪诊师张颖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麻醉室门外，轻声对医护人员说道。从业近3年，张颖是“陪医无忧”平台(一站式数字化健康助医陪诊服务平台)的金牌陪诊师。当天，她陪同一位90后女孩到望京医院做胃镜检查，提前半小时就赶到了门诊大厅等候。

　　北青报记者看到，在候诊间隙，张颖一边陪患者聊天，缓解紧张情绪，一边帮她整理随身物品。患者进入诊室后，她仍不断留意叫号信息。

　　张颖随身带着口罩、充电宝和长尾夹。她告诉北青报记者，口罩是为了防护，充电宝方便患者和家属、医生沟通时应急使用，长尾夹则用来整理检查单、病历等材料。患者检查结束后，张颖又搀扶其休息、协助缴费，并提醒后续取报告和复诊流程。从候诊、检查到缴费、取报告，几乎每个环节她都盯着、带着走。

　　35岁的乐琴是温州人，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25年参加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新美妈妈”公益培训后，她取得了“医疗陪诊顾问”的相关证书。今年1月18日，乐琴来到北京跟岗实习。她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份体力活儿，也是一份需要熟悉流程的活儿。

　　乐琴每天早起赶路、排队、取号、缴费、带路，一天下来在医院里走2万步是常态。没有客户时，她就把医院当作训练场，反复熟悉入口、服务台、检验科、药房和楼层之间的衔接。

　　一周时间里，乐琴跑了北京多家大型医院。因为不擅长记路，她就用手机拍下导诊图、楼层索引和指示牌，回去反复看。她说，这是新手最快的学习办法。

　　陪诊行业看似门槛不高，实际却高度依赖经验和沟通能力。“陪医无忧”平台北京负责人任泽明表示，好的陪诊师至少要熟悉医院流程，知道常见检查和门诊环节如何衔接；有耐心，能照顾患者的步速和情绪；有基本风险意识，知道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还要会和家属沟通，在有限时间里把情况反馈清楚。

　　《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显示，陪诊师相关职位数增速超过30%，成为增长较快的新就业形态之一。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陪诊服务已从过去的零散行为，逐渐发展为备受关注的新职业。陪诊师李萌介绍说，当前陪诊市场主体主要分为三类：个人接单、工作室或中介派单，以及平台派单。个人接单多依靠熟人介绍与口碑传播，方式灵活，但抗风险能力较弱；平台模式相对更为规范，一般配备客服、合同与评价体系，不过也存在售后纠纷等问题。

　　北青报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和生活服务平台搜索发现，陪诊师计费方式通常都按时间计算。目前，一线城市陪诊服务价格大多为每小时50元至100元，单次服务时长为2至4小时，费用一般在200元至400元；三、四线城市价格普遍低三成左右。

　　与陪诊师需求同步增长的，还有培训市场。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不少机构以“新赛道”“适合转行、副业”为卖点，推出陪诊师课程和证书，打出“零门槛入行”“月入过万”“学完即可接单”等宣传语。

　　目前，市面上的陪诊师相关培训及证书种类繁多，颁发机构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属相关中心、行业协会、地方卫健系统以及部分商业机构等。有的需考试合格后获取，有的培训完即可获得，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李萌表示，陪诊服务当然需要培训，但一些机构借“新职业”概念先卖课、再卖证，这些课程和证书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含金量并不透明。

　　北青报记者获悉，从2025年开始，地方政府和公益机构已开始探索规范化路径。同年3月，成都27人获得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上海首批经过规范化培训的陪诊师已在杨浦区持证上岗，并发布了相关标准。2026年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启动第二期“陪医无忧·新美妈妈”陪诊师公益技能培训，目前该项目已助力109位学员考取“医疗陪诊顾问”证书，其中40余人已走上陪诊服务岗位。

　　1998年出生的佳丽曾在一家医院行政岗位工作3年多。2023年生孩子后，她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参加了“新美妈妈”的公益培训，并在几个新就业方向中选择了陪诊师。

　　起初，她觉得陪诊无非是“帮患者跑跑腿”，挂号、取报告、找科室，都是自己熟悉的医院事务。真正改变她看法的，是培训中反复强调的风险评估和责任边界。年龄、基础病、行动能力、就诊项目，都要提前判断；有些情况需要风险告知，有些甚至不适合只由陪诊师单独陪同。她意识到，陪诊不只是流程服务，也是一份需要不断判断轻重、把握分寸的工作。

　　乐琴在实习中也感受到，陪诊师还要守住边界：有人希望被照顾得细一些，有人则更在意隐私。热情并不天然等于专业，真正的分寸，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前一步，什么时候该退开一点。

　　陪诊服务大多发生在门诊这样的高压场景中：患者着急，家属不在身边，医生节奏快，陪诊师常常承受信息沟通和情绪安抚的双重压力，在陪诊过程中也会面临不同的权责界限问题。

　　北京韬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石宏伟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从法律关系角度来看，患者与陪诊师、平台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陪诊师的核心义务是陪同、协助、照料及合理注意，而非提供任何形式的医疗判断或诊疗行为。若在陪诊过程中发生患者摔倒、走失或突发疾病等意外事件，责任的划分通常需要综合考量多重因素，包括双方合同的具体约定、陪诊师是否已尽到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注意义务，以及相关平台在资质审核或服务管理中是否存在过错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陪诊师不具备医疗资质，不能实施诊疗行为，也不应替代患者家属作出任何涉及医疗处置或人身权利的授权决定。

　　另外，隐私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病历、检查报告、病史、家庭状况、联系方式等信息，几乎都会在陪诊过程中向从业者开放。如果平台和从业者缺少明确的信息管理规范，患者隐私泄露的风险并不小。

　　也有医院管理人员担心，个别从业者可能在院内招揽生意、扰乱秩序，甚至以陪诊名义从事“号贩子”“医疗中介”“健康产品销售”等变相业务，“患者分不清，医院也很难第一时间识别”。

　　多次使用过陪诊服务的小秦告诉北青报记者，陪诊师未必需要医学专业背景，但必须熟悉就医流程、具备基本判断力。在她看来，耐心、安全和专业性，是选择陪诊师和平台时最重要的因素。她回忆，有陪诊师察觉到她的顾虑后，会主动细致解释，并在她短暂离开时帮忙照看孩子。这些细小举动缓解了她的焦虑，也让她愿意再次下单。

　　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来自共青团与青联界别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王昕建议，针对陪诊行业发展迅速、制度设计滞后的情况，应明确其“医疗相关辅助服务”的法律定位，并制定陪诊职业技能标准。

　　王昕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已经连续两年就陪诊行业提出建言。他表示，目前陪诊服务既非医疗服务，也非养老照护服务，法律定位较为模糊，导致卫健、民政、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难以有效介入监管。与此同时，行业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流程规范、价格参考、信息保护要求和风险管理机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权益保障不足。

　　对此，王昕建议，应由政府牵头，联合卫健、民政、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明确陪诊服务法律定位，逐步将其界定为“医疗相关辅助服务”，建立行业准入、退出和监管制度。由相关部门联合行业组织制定陪诊职业技能标准，建立培训、考核、认证体系，并依托医院、养老机构和社区建设实训、实习基地，形成稳定的人才供给。

　　王昕建议，建立覆盖服务流程、能力标准、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收费参考、服务评价和信用管理的行业规范体系，并完善投诉处理、风险防控和事故处置机制。他提出，可推动医院建立陪诊登记、信息授权和通行管理制度，探索陪诊服务与社区卫生、养老照护联动发展，并研究政府购买服务、长期照护保险、商业保险附加服务、服务券补贴等支付方式，进一步减轻家庭负担。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黎俐介绍，自2022年起，陪诊服务进入成长期，供给增加、需求攀升，服务正迈向规范化发展，运营模式也日益多元化。

　　周黎俐表示，社会对标准化、专业化、可信赖的陪诊服务有很强需求，专业陪诊师存在较大人才缺口。但行业现状却是准入门槛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价值难以衡量，两者之间形成明显落差。陪诊服务要从补缺式辅助升级为医疗健康生态中的重要一环，必须“以专业立本，用标准破冰”，并通过AI赋能、社区融合等路径，构建全周期健康服务新生态。

　　对于陪诊服务未来的发展，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商业陪诊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对于高龄、低收入、处于失能边缘的群体，则应探索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公益项目乃至政策支持的介入空间。

　　如今，陪诊行业正站在从“新风口”走向“新职业”的关键节点。北青报记者从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获悉，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等26个单位参与起草的国家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计划于今年3月29日完成审查，有望于下半年获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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