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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评估了中国在2035 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所需的基本条件，通过总结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如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进行回应。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宜将在2020 年基础上人均GDP 翻一番作为底线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的1/3 分位点作为高点目标；第二，跨越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国内经济增速，名义汇率适度贬值、实际汇率适度升值和通货膨胀保持在温和水平，更高的技术、投资和进出口贡献，更高的服务贸易占比、制造业出口占比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更发达的金融水平、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更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等特征；第三，中国在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增速、出口等多项指标上媲美甚至超越跨越经济体。基于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完全有底气、有能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稳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本文称之为“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均对这一目标作了重申。这一目标既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衔接，也是对世界银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主动回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40 余年时间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2024 年，我国人均GDP 已超过1.3 万美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占全球近30%，高铁里程、专利申请量等多项指标位居世界第一；2021 年，我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为2035 年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世界银行在其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当一国人均GDP 进入1 万~2 万美元区间后，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阻力，在从中等收入组群向高收入阵营迈进时有可能失去发展动力，陷入长期经济停滞而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局面（Gill et al., 2007）。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 多年里，全球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之中仅有13 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有5 个是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Gill and Raiser，2012）。另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银行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分类报告》，1987— 2024 年，只有中国澳门、韩国、希腊、波兰、智利等23 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与之相对应的是，拉美、东南亚多个国家在这一阶段出现增长动力转换滞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质量不高、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风险、内部需求不足与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加大等多重结构性矛盾。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绕不过、避不开的问题，也是通过持续发展和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外界对我国能否稳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仍存在疑虑。一些研究也讨论了与之相关的问题，比如贾珅（2020）指出，中国想要实现到2035 年依旧保持5.1% 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有效应对资本产出效率不高、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增速下降、创新环境变化、城镇化速度放缓等挑战。蔡昉（2011）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与深化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张明（2013）从如何应对劳动力增速下降与成本上升、边际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以及防范金融危机四个方面，总结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本文通过对中国“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实现条件进行分析，基于对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结合当前中国的发展情况，对上述疑问进行回应。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在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短期需求、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各个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在部分指标上媲美甚至超越跨越经济体，完全有能力实现“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为此，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发挥优势、补足短板，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申“到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根据对中等发达国家的不同解读，本文提出三个目标，并估算了实现目标所需的经济增速和实际汇率升贬值情况（见表1）。

　　第一，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2020 年基础上人均GDP 翻一番是中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核心目标。以此目标，2025—2035 年中国人均GDP 增速须达到4.20%~4.35%，就近五年人均GDP 增速来看，该目标可以实现。2020 年中国以世界银行Atlas方法和现价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分别为10740 美元和10627 美元，2035 年目标值分别为21480 美元和21255 美元，2024 年中国对应的两个值已达13660 美元和13303 美元，由此计算实现该目标需要人均GDP 增速分别达到4.20% 和4.35%。2015—2024 年、2020—2024 年中国以人民币现价计算的人均GDP 增速分别为7.01% 和5.85%，即便未来11 年只能延续近五年增速，也能顺利实现目标，且存在一定的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空间。

　　第二，黄群慧和刘学良（2021）指出，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具有不同含义，中国宜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1/3 分位点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实现目标。以此目标，2025— 2035年中国人均GDP 增速须达到5.65%~6.37%，只要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保持小幅变动，就近五年人均GDP 增速来看，该目标也可以实现。2020 年高收入经济体以世界银行Atlas 方法和现价美元计价人均GDP 的1/3 分位点分别为26938 美元和24343 美元，2024 年中国两者分别已达到13660 美元和13303 美元，由此计算实现该目标需要达到的人均GDP 增速分别为6.37% 和5.65%。按照此前趋势，即便未来11 年只能延续近五年增速，只要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年化升值0.51% 或贬值小于0.21%，也能顺利实现目标。假定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保持相同的通胀水平，以2024 年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7.1975 为基准，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只需保持在［6.7937，7.3638］区间即可。

　　第三，如果将中等发达国家定义为发达国家中等水平，进而以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 的中位数作为目标，2025— 2035 年中国人均GDP 增速须达到9.79%~10.18%，就近五年人均GDP 增速来看，需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持续保持小幅升值，该目标才有可能实现。2020 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 的中位数分别为39690 美元和37174 美元，由此计算实现该目标需要达到的人均GDP 增速分别为10.18% 和9.79%，这就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持续每年升值4%以上才有可能实现该目标。假定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保持相同的通胀水平，以2024 年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7.1975 为基准，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需要最终升值至［3.7693，4.0781］区间。综合判断，该目标较难实现。

　　综上，宜将人均GDP 在2020 年基础上翻一番作为底线 年中国人均GDP 达到2020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的1/3 分位点作为高点目标。这有助于提升信心、引导预期，打破“中国经济见顶论”，政策发力和改革开放并举，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潜在经济增速的稳定与提升。

　　本文通过对比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核心指标，总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吸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提供经验和政策支撑。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两组经济体分别称为“跨越组”和“陷入组”。

　　本文主要对两方面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一是两组经济体人均GDP 增速、GDP 增速及其分解结果的对比；二是两组经济体核心经济和政治指标的对比。其中，前者通过将人均GDP 增长率进行分解，对比分析两组在经济增速、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之间的差异；后者则聚焦出口结构、产业结构、科教投入、金融发展等经济指标和政府治理水平等政治指标。

　　为便于对比，本文对两组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的时间进行重塑，分别计算各经济体指标在两个分组中的均值时间序列。时间重塑的方法为：以1987 年为起点，只要某一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则将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那一年设为第1 期，之后为第2 期……第N 期。分组平均值的计算方式为：以组内算术平均方法计算两组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每一期各经济指标的平均值。

　　为对比分析两组经济体在GDP 增速、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方面的差异，需要对两组经济体人均GDP 增速数据进行分解。首先，本文将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增速分解为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 增长率和人口增速的差。其次，将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 增长率分解为以不变价本币计价的GDP 增长率和对美元实际汇率升贬值的和。最后，从长期增长角度将以不变价本币计价的GDP 增长率分解为劳动贡献、资本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三部分；从短期波动角度，将其分解为消费贡献、投资贡献和净出口贡献三部分。

　　已知一经济体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等于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 总额除以其人口总量，将其取对数差分，可以得到增长率形式的分解式，即式（1）。

　　其中，gdppc 表示人均GDP 增长率，gdp 表示GDP 增长率，pop 表示人口增长率。

　　参考张明和张冲（2025），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 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以不变价本币计价的GDP 增长率和对美元实际汇率升贬值之和，而实际汇率升贬值等于对美元名义汇率升贬值和该经济体与美国通货膨胀的差值，即式（2）。

　　其中，ε 表示以间接标价法计价的对美元名义汇率，即一单位本币对美元的汇率（数值变大，表示本币升值），rε 表示以间接标价法计价的实际汇率，inf 表示以GDP 平减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因此，本币升值和高于美国的通胀水平在统计层面有助于提高以不变价美元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但正如张明和张冲（2025）所证实的那样，实际汇率升值有一个度，过度追求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货膨胀，而不重视本国经济增长将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GDP 核算角度的不同，一国GDP 增速可分解为不同的组合。从长期经济增长，即生产角度来看，GDP 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不同要素贡献的组合。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GDP=AKαL1-α。其中，GDP 表示经济总量，A 是全要素生产率，K 是资本总量，L 是劳动投入量，α 为资本产出份额。将其取对数差分，可得到式（3）。

　　其中，TFP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由其他三者的差值逆推得到，小写字母k 和l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k 和(1-α)l 则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从短期波动，即最终需求角度来看，以不变价本币计价的GDP增长率等于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和。将其转变为增长率形式，可得到式（4）。

　　其中，c、i 和nx 分别表示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贡献、资本形成总额增长贡献和净出口增长贡献。为保证数据一致性，i 由其他三者的差值逆推得到。

　　其中，δ 表示资本折旧率，I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假设期初资本存量是当期投资额的五倍，考虑到折旧的存在，随着时间拉长，期初资本的设定并不影响后续资本存量的真实可靠性。另外，参考Hall 和Jones（1999）、张军等（2004）等研究，本文将所有经济体的折旧率统一设定为5%。

　　将式（1）至式（4）组合起来，可以得到以美元不变价计价的人均GDP 增速的最终分解结果，如式（6）所示。

　　考虑到部分经济体经济指标的缺失情况，本文最终选择使用1987— 2024 年44 个经济体作为考察样本，该样本中包含31 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①和13 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②。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为弱化期初资本存量设定对后续资本存量估算准确性的影响，本文使用1960—2024 年数据进行测算，并最终截取1987—2024 年数据进行后续分析。在折旧率5% 的设定下，期初资本存量对20 期后的资本存量没有影响。

　　数据分解及本文数据对比涉及的所有变量如表2 所示。其中，总量指标通过对数差分方式计算增长率，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增长率由式（2）反推得到，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增长率由式（1）反推得到，净出口由贸易差额占GDP 之比与GDP 总额相乘得到，参与劳动的劳动力数量由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相乘得到。

　　通过对跨越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用时间进行总结发现，大部分经济体的跨越时间约为20 年，最长的一个经济体为乌拉圭，用时26 年。因此，在后续比较中，尽管本文记录了步入中等收入后32 年（N=32）的观测数据，但重点比较前20 年两组经济体经济数据的变化。

　　人均GDP 增速往往被视作经济跨越速度，数值越高意味着该经济体以更快的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本文对样本经济体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增速进行分解，通过对比两组经济体分解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陷入组的人均GDP 增速先高后低呈现出高波动性（见图1）。分阶段看，在剔除实际汇率大幅升值阶段（前8 期）后，陷入组的人均GDP 增速均值（0.66%）明显小于跨越组（3.29%）。对应地，陷入组的整体GDP 增速（2.14%）也明显小于跨越组（3.93%）。陷入组前期人均GDP 增速更快的原因是其实际汇率升值过高。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增长率由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 增长率减去人口增长率得到，前者则由以不变价本币计价的GDP 增长率加上实际汇率升贬值得到。由于陷入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早期，时常出现名义汇率大幅贬值和严重通胀的情况，且通货膨胀幅度高于货币贬值幅度（见图2），导致其实际汇率出现大幅升值，最终导致这些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 增长率高于跨越组。从人口增速看，跨越组的人口增速相对较低。不论是陷入组还是跨越组，人口增速整体呈下降态势，但陷入组人口增速始终在1% 以上，而跨越组人口增速在1% 以下，呈现发达经济体特征。

　　第二，跨越组具有较高的实际GDP 增速、温和的通胀和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小幅升值特征；相反，陷入组则具有较低的实际GDP 增速、易发性高通胀和名义汇率大幅贬值。图2 统计了样本期内国内GDP 增速和实际汇率整体均值的对比情况。结果显示，跨越组经济体往往有着较高的国内经济增速和温和的实际汇率升值；相反，陷入组经济体整体国内经济增速较低，且汇率升值幅度更大，显示出高通胀特征。以不变价美元计价的GDP 增长率的分解结果显示（见图3），从以本币不变价计价的GDP 增长率来看，跨越组均值为3.8%，显著高于陷入组的2.23%；从实际汇率升贬值来看，跨越组平均升值为1.82%，温和升值，而陷入组为15.23%，显示出大幅升值特征；从名义汇率升贬值来看，跨越组均值为-2.69%，温和贬值，而陷入组为-8.79%，贬值幅度大；从与美国的通胀差来看，跨越组均值为4.51%，即表现为相对美国的温和通胀，而陷入组为24.02%，显示出恶性通胀特征。

　　第三，相较陷入组经济体，跨越组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更加平稳，且随着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时间的拉长，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图3 显示，跨越组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和通胀的波动分别为3.93%、3.83% 和4.49%，而陷入组分别为35.83%、7.17% 和41.38%，跨越组在汇率和通胀方面表现更加稳定，未出现名义汇率大幅贬值和恶性通胀特征。

　　第四，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跨越组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率；相反，陷入组在资本和劳动贡献方面表现出优势。对以本币不变价计价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分解结果显示（见图4），跨越组的资本、劳动和TFP 平均贡献分别为2.59%、0.92% 和0.30%，而陷入组分别为3.04%、1.13% 和-1.94%。从资本来看，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均指出，在经济处于工业化阶段或起飞阶段时，投资及其构成的资本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劳动来看，研究表明，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中有1/3 来自“人口红利”（Bloom et al.，2000）。从资本和劳动的互动来看，经济学中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资本和劳动的协调配合、共同上涨有助于弱化单一要素上涨的边际报酬递减。从TFP 来看，经典的索洛模型指出，长期来看，TFP 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从两组对比结果来看，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作用，而使之在长期拉开差距的则是TFP。陷入组经济体TFP 贡献率的显著下滑严重拖累本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进一步以发达经济体为例，在剔除跨越组中的国家或地区后发现，美国、日本、以色列、韩国、匈牙利、拉脱维亚、挪威、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尔兰、爱沙尼亚、科威特、葡萄牙、中国澳门、中国香港的TFP 平均贡献率也为正值，显示出TFP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第五，从短期波动角度来看，跨越组有着更高的投资贡献率和净出口贡献率。图5 结果显示，跨越组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38%、1.10% 和0.33%，而陷入组分别为4.61%、-2.26% 和-0.12%。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均指出，在经济处于工业化阶段或起飞阶段时，投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中日韩经济的崛起显示出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周宇，2019）。因此，进行科学有效的投资和深度参与全球化并保证净出口国的基本地位，对实现经济跨越至关重要。另外，从图5 还可以直观看出来，相较跨越组，陷入组在消费、投资和贸易方面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再次揭示了经济稳定运行对实现跨越的重要意义。

　　从中国数据来看，中国在各项指标上均符合甚至高于跨越组经济体。1987— 2024 年，中国以美元不变价计价的人均GDP 增速达到8.35%，高于跨越组的3.29%；人口增速0.71%，与跨越经济体基本一致。中国的实际GDP 增速、通货膨胀、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分别为8.62%、2.20%、-1.77% 和0.43%，符合跨越组较高的实际GDP 增速、温和的通胀和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小幅升值特征，且各项指标保持稳定。2015 年后，人民币汇率呈双向波动态势，国内通货膨胀有所回落，实际汇率对中国经济跨越的拉动作用减弱（张明、张冲，2025）。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劳动和TFP 贡献度分别为7.04%、-0.29% 和1.88%，其中资本和TFP 的贡献度均显著高于跨越组。从资本来看，资本增长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而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提高有正面激励效应。从劳动来看，在2007 年之前，得益于改革开放前积累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规模劳动力资源和改革开放后劳动力流动管制放开，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保持正值；之后，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在2010 年达峰，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为负值。从技术进步来看，程名望等（201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 1989 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但1990 年之后TFP 的贡献度越来越高；从本文实测数据来看，中国的TFP 一直保持正值。张宇燕和夏广涛（2024）指出，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良好的国际关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制度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效能产生系统性的促进作用，未来中国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有效提升TFP 贡献率。从短期波动角度来看，中国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贡献率分别为4.18%、4.10% 和0.85%，均高于跨越经济体。2020 年以来，随着中国需求结构的改善，消费需求正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未来中国需努力克服消费不足难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本文对陷入组和跨越组的出口结构、产业结构、教育和科技投入、经济发展情况和政府治理水平进行对比，以考察经济跨越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其他影响。

　　通过对两组经济体出口结构的对比（见图6），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跨越组具有更高的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平均来看，跨越组服务出口占比达到24.53%，远超陷入组的12.22%，且随着时间的持续，呈现出不断攀升状态。因此，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实现经济跨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跨越组尽管商品出口方面不占优，但在制造业出口占比、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占比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跨越组的制造业出口占比、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之比均值分别为55.89% 和11.17%，远高于陷入组的41.1% 和7.66%，揭示了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对推动国家跨越发展的积极意义。

　　从中国数据来看，一方面，尽管服务贸易出口占GDP 比重不断提升，但近年来一直维持在5% 左右，与跨越组有一定差距。服务贸易可以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陈启斐等，2022），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跨越。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90% 左右，且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维持在30% 左右，出口价值指数不断上升，大幅超越跨越组。出口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联性。谢锐和赵果梅（2014）研究发现，传统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不断增强。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部门产业升级并保持中国最大贸易国和净出口国地位也是实现经济跨越的重要手段。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高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张飞、全毅，2012）。随着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时间的延续，跨越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相应地，其他产业增加值占比均持续下滑。陷入组只有农林渔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初期保持稳定，后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快速拉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宽幅波动中有所上升。

　　如图7 所示，跨越组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第1 期的51.73% 提高至第32 期的66.88%；农林渔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则分别由第1 期的10.72%、30.08% 和18.69% 下降至第32期的3.16%、19.58% 和11.43%。陷入组的服务业增加值由第1 期的51.87% 缓慢上升至第32 期的55.22%，农林渔业增加值由第1 期的8.44% 下降至第32 期的4.84%，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基本维持在33% 和13% 左右的水平。

　　从中国情况来看，中国农业、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整体呈下降态势，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呈上升态势。具体来看，2024年中国农林渔业增加值占比降至7% 以下，高于跨越组；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降至36.48% 和24.87%，均显著高于跨越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56.75%，已经在三大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距离跨越组还有一定距离。陈梦根和侯园园（2024）研究发现，三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63%、46.32% 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蔡宇涵等（2025）研究发现，在制造业发展不成熟时过早去工业化会导致各部门生产效率下降、阻碍创新与技术进步，并抑制长期经济增长。未来，中国依旧需要发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作用。

　　技术进步离不开教育和科研投入。从两组经济体教育和科研投入的对比来看（见图8），整体上，跨越组公共教育支出占比略低于陷入组，但研发支出占比高于陷入组。平均来看，跨越组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教育公共支出占GDP 比重和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均值分别为14.02%、4.29% 和0.74%，陷入组则分别为16.99%、5.08% 和0.54%。尽管跨越组的公共教育支出略低于陷入组，但考虑到跨越组具有更高的GDP 基数，人均教育支出水平应高于陷入组。

　　从研发投入占比指标看，在跨越组中，匈牙利、葡萄牙、研发支出占比超过1%，韩国超过3%；在陷入组中，只有巴西超过了1%。以剔除跨越组后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为样本，其研发支出占比均值达到1.90%。其中，丹麦、冰岛、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美国超2%，日本、瑞典、芬兰超3%，以色列超4%。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样本期内，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教育公共开支占GDP 比重和研发支出占GDP 比重均呈上升态势，2024 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和占GDP 比重分别为10.50% 和4.02%，略低于跨越组水平，但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56%，高于跨越组水平，并在一众国家中位居前列。

　　从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指标来看，跨越组有着更高的人均GDP增速、金融发展水平和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具体而言，如图9 所示，从人均经济增速来看，跨越组的人均GDP 增速为3.33%，高于陷入组的0.75%。跨越组和陷入组的城镇化率均呈上升态势，均值分别为72.89% 和71.83%。从金融发展水平来看，在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一段时间后，跨越组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私人信贷占GDP 比重均值为69.45%；相反，陷入组在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一段时间后，私人信贷占GDP 比重有所下滑并保持稳定，区间均值仅为45.51%。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银行业和股票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量（李晓等，2025）。从收入公平性来看，尽管在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两组的基尼系数均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在10 余年后，跨越组收入不平等现象持续改善，区间均值仅为39.48%；陷入组却出现恶化，区间均值达到47.37%，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中国各项指标或表现优异，或在持续改进。从人均GDP 增速来看，尽管增速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在5% 左右的水平，高于跨越组平均水平。从城市化率来看，1987— 2024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由不足25% 提升至65% 以上，提升40 个百分点，尽管与跨越组还有一定差距，但考虑到中国的独特国情，该指标已经处在非常高的水平。从金融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私人部门信贷占GDP 比重整体呈上升态势，2024 年达到194.17%，超过跨越组水平。从收入分配来看，中国基尼系数呈倒U 型发展趋势，2021 年降至35.7%，与跨越经济体表现基本一致。

　　经济跨越的实现需要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双重保障，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物质基础，而不断提高的政治稳定性和治理水平是制度保障。研究发现，政府经济治理的专业化能够带来超预期的经济增长（王静等，2025），而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Gurgul and Lach，2013；张中元，2014）。因此，本文对两组经济体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行了对比。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库涵盖了1996—2023 年全球200 多个经济体的政府治理数据，并从控制腐败、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法治水平、监管质量、言论问责六个方面对全球各经济体政府治理水平进行打分，数值在［-2.5，2.5］区间，分值越大，表示治理水平越高。通过对两组经济体各项政府治理指标的对比（见图10），本文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整体来看，跨越组六个指标所反映的政府治理水平全部高于陷入组。跨越组控制腐败、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法治水平、监管质量、言论问责的平均得分分别为0.49、0.56、0.52、0.56、0.72 和0.81，WGI 平均得分达到0.61。与之相比，陷入组的平均得分分别为-0.32、-0.16、-0.19、-0.34、-0.17 和0.01，WGI 平均得分仅为-0.19，不论分指标还是总指标，均大幅低于跨越组。

　　第二，从趋势来看，跨越组政府治理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而陷入组除言论问责一个指标外，其他指标在稍有提升后随即回落，个别指标第32 期均值甚至小于第1 期。图10 显示，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跨越组的政府治理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控制腐败、政府效率、法治水平和监管质量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与之相比，陷入组的政府治理水平在前20 期之前缓慢上升，但之后开始快速回落，32 期后，陷入组在控制腐败、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和监管质量方面的治理水平甚至已经低于刚步入中等收入时的水平。

　　第三，对中国而言，20 多年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WGI 数据显示，在控制腐败、政府效率、法治水平和WGI 整体指标等多个方面，中国的得分不断提高，排名显著提升。

　　本文讨论了对“2035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不同解读，明确我国宜将在2020 年基础上人均GDP 翻一番作为底线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1/3 分位点作为高点目标。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及其分解、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相较于陷入组经济体，跨越组经济体在跨越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征：（1）更高的国内经济增速和人均GDP 增速；（2）名义汇率适度贬值、实际汇率适度升值和通货膨胀被控制在温和水平；（3）更高的技术水平、投资和进出口贡献率；（4）更高的服务贸易占比、制造业出口占比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5）更高的研发支出占比；（6）更高的城市化水平、金融水平和更公平的收入分配；（7）更加完善的政府治理。目前来看，我国在多个方面具备甚至超过跨越经济体的实力，但也存在个别短板需要补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和更长时期的发展蓝图，从经济、社会、政治、民生等各个方面作出了战略安排。本文研究结论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相关举措具有内在一致性。比如，上述发现中的前两点与全会强调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契合；第三点、第四点与全会要求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契合；第五点符合全会要求的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第六点符合全会提出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点则呼应了全会指出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但同时，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如期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第一，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素，通过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速，以及名义汇率适度贬值、温和的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适度升值，有助于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当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注重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控相结合，同时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强化政策协同，运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和加强预期管理，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要注重强化风险防范，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避免经济增长波动过大，从而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必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比结果显示，跨越组不仅表现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特性，还在服务贸易出口、制成品出口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占据优势。只有建设好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通过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包括聚焦现代服务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产融结合、产城融合，支持服务业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发展智慧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水平。

　　第三，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支撑跨越组实现经济跨越的重要因素。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确保我国在未来十年实现经济跨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体而言，一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特别是提高基础研究在研发投入中的比重；二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实现突破；三是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包括加强产学研合作、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创新中心、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通过科技自立自强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

　　第四，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消费稳定的基础上，稳定的有效投资和一定的贸易顺差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党中央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使国内大循环更加强劲更可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升级，如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优化投资结构，聚焦“两重”“两新”布局一批强牵引、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另一方面，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度参与RCEP 贸易投资，保持我国对外出口的数量和质量优势。同时，推动贸易便利化，发展跨境电商和服务贸易，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全球影响力。

　　第五，必须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既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路径，也是当前我国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保障。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包括：一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二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覆盖面；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加大投入，如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等；四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五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