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体育,米兰体育官方网站,米兰体育APP下载：当欧洲领导人将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文件高高举起，视之为一场“生存之战”时，这片大陆正站在雄心勃勃的十字路口：它渴望防务自主，引领绿色转型，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奋起直追。今天，审视欧洲经济的温度与韧性，变得更加紧迫。但围绕欧洲经济，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答。

　　近日，《世界知识》对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翟东升进行了专访。翟教授长期研究国际经济和政治，近年来欧洲经济也是其研究重点。在专访中，翟教授就十个欧洲经济相关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原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6年第7期，观察者网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欧洲经济目前总体上看比较疲软，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其中，曾深陷欧债危机泥潭的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展现出较强的经济复苏态势，表现还不错。

　　2021年至2024年，这四个国家的复合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4.1%、4.2%、4.6%和3.2%，显著高于欧元区整体2.4%的水平。2025年，欧元区整体增速放缓至1.4%，其中，德国为0.2%，法国为0.9%，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则分别为2.8%、1.9%和2.3%，意大利经济虽略疲软，增速为0.5%，但从整体看，南欧国家已从昔日“拖后腿”的角色转变为区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放眼未来，按照欧盟委员会2025年秋季预测的数据，2026年与2027年，欧盟经济增速分别为1.4%、1.5%，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2%、1.4%，其中，西班牙经济增速分别为2.3%、2.0%，德国经济增速均为1.2%，法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9%、1.1%。不过，从中长期看，南欧国家由于产业综合竞争力缺乏基础等因素，增长动能仍然不足。

　　欧洲经济目前出现“南北分化”的原因主要源于多重结构性冲击与政策差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北方国家”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较大。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在欧俄能源交易大幅缩减后，面临能源成本飙升的困境，推高了制造业与民生负担。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产品多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形成竞争，市场压力更为显著。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作为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枢纽（东亚以中国为核心，北美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构成，欧洲则以德国为中枢），其支柱产业如汽车、化工等，受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亦传导至德国供应链网络中的其他国家。例如，前段时间我带队拜会了捷克籍欧洲议会议员杜斯塔尔，我问他捷克现在经济怎么样，他说“不太行”。捷克是嵌入德国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经济表现受到德国拖累。

　　其一，经济结构特性使其受能源危机与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较小。总体而言，南欧国家工业体系对俄能源依赖度较低，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重叠较少。

　　其二，新冠疫情期间欧盟推出的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专项复苏基金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基金向受疫情重创的欧洲南部地区倾斜，有效缓解了当地经济压力。疫情后服务业的复苏，特别是旅游业的强劲反弹，亦为南欧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国防工业发展。目前欧洲国防工业整体处于扩张态势，不过其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真正的发展合力。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叠加美国对欧从“保护者”向“掠夺者”与“区域霸凌者”的转变，迫使欧洲重新审视其防务自主战略。

　　与过去主要针对中俄的战略自主不同，欧洲当前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将美国视为潜在的防范对象，其战略自主逐渐针对美国，核心诉求是军事工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近两年我多次参加柏林全球对话，屡次听到一些欧洲政要表示，希望通过军事重建来提振欧洲制造业。这一思路旨在借助军工产业的带动效应，推动制造业升级，进而重塑欧洲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全球化时代的地区生产伙伴，转型为能够应对大变局与地缘政治冲突时代挑战的关键力量。

　　另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总体变化，以及欧洲右翼政治势力的发展情况（即极右翼势力领导人会否在一些欧洲国家上台执政），这两个因素也会对欧洲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026年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翟东升院长接受《世界知识》记者采访。

　　欧盟由27个国家组成，各成员国间存在差异，加上欧盟的独特体制，毫无疑问会制约欧洲的经济发展。

　　我在2017年于《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欧洲的传统产业是停滞的，在数字经济上是全面落伍的”。这一观点可以说全球首个。当时这篇文章对中国和欧洲的政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和触动。

　　我认为，欧洲为什么数字经济发展乏力，除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限制其拥抱最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外，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原因是，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幂律效应，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特征。其核心逻辑在于：

　　数字经济的特性是前期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投入巨大，而边际成本极低，这使得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极为显著。企业一旦突破临界规模，便能以近乎零边际成本服务海量用户，形成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因此，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集中度极高，头部企业与追随者的市场份额差距呈指数级扩大，形成悬殊的幂律分布。相较之下，汽车等传统制造业虽然也存在规模经济，但其边际成本下降幅度有限，物理产能约束明显，难以形成数字经济这般极致的垄断格局与阶梯式市场份额断层。

　　对欧洲来说，数字经济要求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发挥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但欧盟在财政权分散于各成员国的背景下，难以形成协同监管与利益再平衡机制。

　　举个例子，如果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初创企业开发类似滴滴打车的平台，那么仅局限于德国单一市场肯定难以实现可持续收益，平台扩张必然要求突破国界，但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却呈现不对称性——平台创造的高附加值就业与技术红利集中于核心城市与资本持有者，而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生存危机却广泛波及欧盟各成员国地方经济。

　　由于欧盟类似邦联，财政主权分散于各成员国，形成了事实上的“收益本地化、成本外部化”困境。当德国企业创造的数字化平台冲击其他国家时，由于缺乏超国家层面的再分配等利益补偿机制，各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地就业与税收的理性考量，自然会对跨境数字服务设置隐性壁垒。这种“以邻为壑”的监管博弈，制约了欧洲数字经济实现规模化发展。

　　中国在此问题上则展现出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能够有效平衡地区间利益分配。美国则是联邦制，一般来说，资本家搞定联邦政府就可以。

　　欧洲一体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演变特征。早期阶段，西欧国家构成欧盟的核心，北欧国家随后融入，南欧国家则处于次中心地位。冷战后，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对原有结构产生了影响。中东欧国家与南欧国家在产业定位上具有较高相似性，二者均具备承接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的基础，但中东欧经济体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更高的效率和政策优惠，在全球化分工中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对南欧国家形成结构性替代。我认为，当年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与此有关。

　　其一，货币一体化使欧元区成员国丧失汇率政策工具，导致竞争力分化。德国作为核心经济体，其产品竞争力因欧元汇率的“相对贬值”而强化，出口优势得以巩固。反观南欧国家，欧元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推高了其实际汇率水平，削弱了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在缺乏灵活汇率调节机制的情况下，希腊等南欧国家被迫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即被“低端锁定”。

　　其二，欧元区边缘国家像南方国家一样背负“货币原罪”，无法以本币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作为超国家机构统一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欧元区各国央行仅承担执行职能，无权独立决定货币发行或利率水平。那么，当一国如希腊面临财政压力，需要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融资时，既无法通过本国央行增发货币来扩大流动性，也无法依赖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债务成本。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既失去了传统主权国家的货币主权，又未能获得与核心经济体同等的政策协调能力，最终陷入有货币之名、无货币之实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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