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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正式发布，成为促进深港深度融合、推动国家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性战略部署。2023年2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正是落实这一方案的核心金融政策。3年来，前海作为“特区中的特区”，不断以制度创新打通深港金融壁垒、以开放试点推动市场互联互通、以生态共建强化深港金融互补，日益成为深港金融合作的桥头堡和国家金融开放的窗口。《中国金融》特别策划专栏，约请深耕这片沃土的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围绕深港金融合作生态建设梳理举措、总结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跨境金融合作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温信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局长」

　　推进前海开发开放，是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前海承载着探索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新路径的重大使命，具有地理、战略、产业和制度优势，成为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平台。自2023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主持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金融支持前海30条”）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的有力指导与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局深圳市分局坚持党建引领，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协同地方部门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推动各项创新政策落地见效。目前，前海实现了14项全国“首创”“首批”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的改革创新政策，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金融制度型开放领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历程，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演进的重要缩影。回顾40余年发展，深圳的开放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要素开放时期、发展转型时期与制度型开放时期。

　　第一阶段（1980—1992年）：要素开放时期。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政策落差”构建要素引力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政策安排，实质上是在国家整体封闭的体系内打造了一个政策洼地和改革开放试验田。凭借海关、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深圳吸引了当时国内急需的外资、技术与管理模式，形成了以“三来一补”为主的产业形态。在这一阶段，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解决了中国“有没有”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但也面临着增长质量与发展自主性的深层次挑战。

　　第二阶段（1992—2012年）：发展转型时期。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市场构建与能力内化为重点的新阶段。随着特区政策优势的全国化，“政策洼地”效应趋于平缓。深圳率先推动产业升级，将资源投向民营经济与高新技术领域，培育出华为、腾讯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主体。在这一阶段，深圳实现了从“政策依赖”到“创新驱动”的转型，核心是解决“强不强”的问题，推动经济从“外生性增长”迈向“内生性创新”。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制度型开放时期。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变局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开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层挑战。当要素成本优势普遍减弱、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升后，“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命题，政策焦点从边境上的“关税降低、配额取消”等传统议题，转向边境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深度融合和衔接。这意味着开放的主战场已从商品市场延伸至金融市场、服务市场乃至数据市场等更复杂、更核心的领域。

　　面对新的挑战，深圳应有新的突破。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关键节点被赋予了国家使命。从地理区位看，前海与香港仅一水之隔，为深港金融市场的要素流动、规则互动提供了理想的物理基础。从战略定位看，前海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明确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其核心使命就是促进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这使得前海具备独特的“双平台”属性：既是内地深化改革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家支持香港融入发展大局、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战略支点。“金融支持前海30条”是国家在改革开放第三阶段作出的战略抉择，在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深圳前海要探索出一条内部体制机制与外部规则实现深度对接的可行路径，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经验。

　　深圳的产业基础为前海创新提供了丰沃的实践土壤。深圳作为连续33年出口额位居全国首位的“中国外贸第一城”，202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55万亿元，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市约60%的进出口额和80%的技术创新。华为、比亚迪、大疆等全球性企业总部扎根于此，对跨境资金高效管理、汇率风险对冲、全球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服务产生了迫切需求。这些基于真实产业场景的改革探索，确保了金融改革开放的“有效性”。

　　独特的制度优势也为前海改革提供了创新空间。深圳的“改革试验田”基因和综合改革授权，为前海在规则对接、监管模式创新上预留了弹性空间。“金融支持前海30条”中的诸多突破性条款，在前海能够获得制度理解和容错机制的支持。

　　在“金融支持前海30条”推动下，深港金融合作进一步深化。通过构建“六通”体系（账户通、融资通、服务通、支付通、理财通、征信通），加强深港两地金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软连通”，形成了互补互促的金融发展新格局。这既支持了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推动了内地金融市场的高水平开放。

　　“深港账户通”与“跨境支付通”为香港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湾区生活金融服务。香港居民代理见证开户试点累计为香港居民开立内地个人账户超43万户，交易金额超425亿元。“跨境支付通”成为深港两地居民便利化汇款的重要途径，实现跨境汇款秒级到账，2025年深圳地区办理业务近百万笔，金额近40亿元。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累计开展业务金额超200亿元，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供应链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场景。

　　“跨境理财通”优化升级，做大香港财富管理市场。自“跨境理财通”2.0版本实施以来，投资门槛降低、产品范围扩大，激发了大湾区居民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深圳地区新增个人投资者约3.2万名，跨境收支合计526亿元，占大湾区业务总量的近五成，业务规模较深圳开放第一阶段增长超8倍。

　　“深港服务通”便利港澳人才参与大湾区建设。境外个人线上薪酬购付汇便利化服务落地实施，为在前海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跨境汇款支持。截至2025年末，辖内3家银行总行累计办理线上薪酬购结汇业务金额超1.1亿美元。

　　“跨境征信通”率先破解深港企业征信信息互通难题。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合作，截至2025年末，深圳地区商业银行已运用跨境征信为在深港资企业提供贷款超20亿元。

　　“深港融资通”缓解了前海港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前海合作区内符合条件的港资小微企业在500万元人民币的限额内从境外银行获得人民币贷款。

　　人民币创新业务持续落地，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前海积极拓展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深度。2025年，深圳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5.83万亿元，持续保持深港间第一大跨境结算货币地位。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业务试点银行扩容，2025年FT账户试点银行由2家扩展至7家，深圳地区新增FT账户1500余户，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大宗商品跨境现货交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在前海落地，累计交易金额超1100亿元。

　　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启动，推动形成“越诚信、越便利”的市场化正向激励闭环。在“展业三原则”基础上，银行为前海合作区内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结算服务，有效提升了贸易结算效率，降低企业脚底成本。截至2025年末，共有168家优质企业参与试点，累计跨境收支金额达303.8亿美元。支持深圳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辖内13家银行为24家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跨境资金结算服务，跨境收支金额合计51.5亿美元。“出口跨境电商直通车”政策落地，有效解决了出口电商收款链条长、效率低、费用高等痛点，截至2025年末，业务累计金额达6425.5亿元，为电商企业节省手续费约9.3亿元。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渠道拓宽，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本门户的吸引力。前海率先开展的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资金池试点，业务规模已超3900亿美元，为跨国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进行全球资金管理提供了便利。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总量管理试点等便利化政策，引导了国际资本通过香港投资于内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

　　“金融支持前海30条”的成功实践，不仅体现在业务数据上，更逐步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论体系。这些经验对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坚持调研引领和调研开路，确保“金融为民”宗旨落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局深圳市分局将落实“金融支持前海30条”政策作为“一号工程”，班子成员带头深入比亚迪、大疆等龙头企业及金融机构进行调研。这种“从市场端发现问题，在政策端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使创新政策能够紧贴实体经济“第一手诉求”，从而精准地服务市场主体。“金融支持前海30条”落地工作案例荣获全国第四届党建创新成果“百优案例”、深圳市金融创新“推进奖”一等奖、中国人民银行机关党建创新案例一等奖等荣誉。

　　构建“跨部门协同与深港联动”机制，凝聚政策落地合力。前海改革不是单兵突进，而是建立了由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深港两地联合举办“金融支持前海30条”推介对接活动，有效调动了89家市场机构的积极性。深圳市委金融委员会牵头成立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聚焦深港金融合作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的专题研讨。“全市一盘棋、深港共推进”的协同推进模式，为复杂制度创新的平稳落地提供了组织保障。坚持服务市场主体对创新政策“看得懂、听得清、用得好”，推出“金融支持前海30条”IP，建设“金融支持前海30条”推介对接展示厅，累计开展政策宣讲、调研等活动60余场。

　　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框架，探索开放条件下的安全路径。深化与香港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对接，提升跨境风险监测能力，确保在“放得开”的同时切实“管得住”，为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积累安全经验。依托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平台，加强深港两地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深港金融合作进入机制化、项目化、清单化的新阶段。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金融制度型开放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要推动深圳以前海、河套等战略平台为支点，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与香港深化金融合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迈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深程度的金融制度型开放，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首先，聚焦服务新质生产力，打造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的示范区。充分发挥深港在科技、产业、金融等方面的优势，提升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跨境投融资服务体系。推动QFLP、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IE）等试点优化升级，引导更多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通过香港投资于内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围绕深港产业集群，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其次，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地。推动与香港共建大湾区统一的可持续金融标准、认证和披露体系，探索碳市场跨境交易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持续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的适用性，参与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的金融领域规则。深化“港资港法港仲裁”实践，提供国际化的争议解决途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最后，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金融安全网。加强内地与香港协同，共建大湾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运用监管科技提升对跨境资金流动、复杂金融产品风险的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能力。完善跨境监管协同机制，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形成常态化的监管信息共享与执法协作安排。深化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推动银行机构构建全覆盖、全流程的风险管理体系，筑牢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前海的探索与实践，是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动缩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局深圳市分局将继续发挥金融改革开放“主力军”和“排头兵”作用，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与实干，围绕前海、河套等重要战略平台，持续完善深港金融合作机制，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监管协同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为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